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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30年經濟思想脈絡梳理:不能低估金融監管決心

來源:騰訊 2018-02-13 11:54中國投資咨詢網 A-A+

  通過對劉鶴經濟思想的學習,得到以下幾點心得:

  通脹不是簡單的貨幣現象,通脹回歸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結構的再調整。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與上世紀90年代后期相反,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松了過剩產能供給、松了資本利得、加劇了貧富分化、進而緊了有效需求。通脹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現的深層次產需結構矛盾。有效的政策應是對供需雙方的深層次調整。因此,我們看到了供給側改革的頂層設計,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補”的逐步推進。削減過剩供給正在順利推進,未來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及合理的通脹關鍵要進行的是“一補”,以及需求側的改革。

  貧富差距的收縮將釋放潛在內需。在經典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中,消費取決于兩個經濟變量,一個是可支配收入,另一個則是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則取決于貧富差距的收縮(這也是劉鶴認為的經濟危機發生的背景之一)。從而不難理解劉鶴經濟思想中城鎮化及扶貧的重要性。

  城鎮化及鄉村振興是釋放內需潛能的必然選擇。城鎮化的發展不是簡單的建城市,關鍵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今年基建的重點預期將集中向城市網連接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投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權分置”將帶給農民即時及持續性收入。這也是未來內需持續擴大的基礎。

  發展新經濟不僅是補短板,也是降低宏觀杠桿水平的有效途徑。中國經濟的短板在服務業、高端制造業與新興信息產業。而如果以(負債/GDP)衡量宏觀杠桿率,那么宏觀杠桿率可繼續拆分為:(負債/資產)*(資產/GDP),第一部分為微觀企業資產負債率,第二部分為資本產出比。因此,如果從降低宏觀杠桿率的角度,以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以及新興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是輕資產高產出產業。因此,大力發展新經濟不僅可以滿足消費升級,同時可以在發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觀杠桿率。

  破除壟斷及產權制度改革是補短板的工作重點。

  金融業的無序擴張是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實體經濟不斷重復著發展、供求矛盾、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供求重新匹配的過程。而金融業在參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過程中,應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盡量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動。

  短期內可能還將出臺諸如關閉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銀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術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啟動加息的可能。而資本市場需求趨弱疊加供給擴容,面臨的下行壓力可能加大。

  正文: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出席第48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論壇)時發表重要講話,再次闡述了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我們通過梳理劉鶴發表的68篇論文以及23次公開講話,以期從決策層的角度,觀察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圖1是我們梳理的論文及講話中所展現的經濟思想脈絡,全文觀點梳理也將以結構性問題及金融風險治理兩條主線展開。

  圖1:劉鶴經濟思想發展結構圖

  太平洋宏觀團隊整理

  一、以結構性改革解決結構性問題

  (一)中國經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

  早在90年代,劉鶴就認識到中國經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對潛力巨大的溫飽型國內市場,在重工業生產加工能力和農業基礎設施雄厚,而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相對萎縮的條件下,中國開始了結構轉換,資源配置方向擺脫了舊的積累模式,向農業和消費品工業傾斜,同時,資源配置機制大膽地使用了市場手段,結構轉換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實績。農業豐收和居民收入提高,從供求兩方面拉動著消費品工業的快速增長,后者又導致潛力巨大但長期缺乏市場的重工業走出谷底。以滿足溫飽型消費需求為主導,以中低檔工業制成品為最終產品的產業良性循環開始輪動。”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產業良性循環并未能長久地沿續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產潛能使中低檔主導產品具有相對無限供給的條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國內低檔產品市場相對迅速飽和。在這種情況下,低檔加工制成品雖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喪失其主導地位,消費需求的偏好己經轉向新的主導產品,包括產業關聯鏈條長、技術密集的耐用消費品、新的交通通訊設備和新的服務。”“正是這種結構性的偏差,把國際貿易推到至關重要的地位。”

  結構性問題持續地困擾著中國的發展質量和發展的持續性,劉鶴清楚地認識到,“結構不合理和調整結構是任何經濟的永恒主題。技術變化、需求偏好變化及體制的變化必須不斷派生結構調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業化經濟體美國、日本及歐盟也都存在結構調整問題。我們必須始終抓住這個重要問題,不能放松。同時,對結構調整問題要動態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靜態化,任何結構合理的經濟都只能是一種相對的短暫的平衡,而結構不合理則是長期的絕對的趨勢。”

  在本世紀初,劉鶴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總理的一句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朱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過一句話: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調整結構就不能再發展的程度了。這話說的份量是相當重的。所以從大的格局來看,“十五”應該說是一個結構調整期。整個增長的基調將從數量擴張轉向追求質量、效益。那么結構的調整所涉及的不僅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大的概念,實際上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次調整;對每一個機構來說,都是一次調整;對每一個產業來說,都是一次調整。”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逐漸步入新常態,結構性問題更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1月24日的達沃斯論壇上,劉鶴在講話中提到“一條主線”,“就是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給體系難以適應需求體系的變化,供求之間存在結構性偏差,需要及時調整。因此,通過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階段性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就是在生產過剩的領域‘去產能’,在房地產領域去掉多余的庫存,降低過高的杠桿率,在全社會降低成本,在整個經濟結構中補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給體系的適應力和創新性。”

  (二)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

  1.需求結構失衡根源在城鄉結構

  城市化在中國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市場化的平臺和國際化的舞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市成為市民,是消除二元結構的根本出路,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的內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為30%多一點,而工業化率達到52-53%,二者之間相差20個百分點。正是由于這20個百分點,才造成農民收入低、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制造業產品沒有空間,同時也阻礙了中國的重大改革無法推進。因此,“十五”期間需要著重進行調整的結構之一就是城鄉結構。”

  同時,也正是城市化的發展,使得消費需求同供給之間出現了斷裂。隨著人口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我國居民消費重心正由食品、服裝和一般家用電器轉向高檔、大宗耐用消費品(當然包括住房)。”消費偏好變動的大趨勢是,“恩格爾系數繼續下降;相當一部分千元級耐用消費品需求飽和;服務性和交際性消費需求增加;住房及關聯產品需求旺盛;汽車需求逐步擴大。”

  不僅對于商品的需求在發生變化,對于公共服務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現存的社會資源配置特別是教育、醫療資源配置條件下,具備資金、知識條件的群體大量涌進大城市,這使其進入門檻越來越高。特別是土地資源有限而購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價格快速上漲,交通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條件也難以適應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價正在向每平方米2萬元邁進,目前還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跡象。雖然大城市就業機會多,但生活成本高,農民工在新的發展機會和保證生活質量之間的選擇困難,政府在接納可以提供邊際高產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務之間面臨兩難選擇。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城市發展進程。”

  2.供給結構失衡根源在產業結構和制度結構

  服務業,高端制造業和新興信息產業是我國產業結構中的短板。

  對于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現象,劉鶴曾這樣描述,“在通貨緊縮的1998年,服務業價格指數仍然上漲了10.1%。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短缺”,這就是服務不足。與此同時,家庭支出用于服務業的比重正穩步擴大……然而,供給方的反應卻明顯遲鈍……若以不變價表示,服務業的比重還在下降。”“在產業層次,出現了新的結構性短缺現象,現在中國還沒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過短缺的內容不一樣。現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務業。用1998年的數據同1990年相比,工業的比重從37%上升到了47%,而服務業的比重下降了6-7個百分點。目前,中國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低30個百分點,比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值低20個百分點,我們的金融、保險、旅游、咨詢、教育、醫療等等,以及為市場體系建設和配套的服務業是短缺的。因此,要調整的第一個重大結構比例就是全面發展第三產業。1998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下降4.1%,工業品價格下降4%,而服務業的價格指數上升了10%,這說明服務業的供給仍不適應人民生活的需要。”

  對于制造業和新興信息產業的問題,劉鶴也很重視。他以汽車工業為例,闡述了行政壟斷對新產業發展的制約,“汽車工業發展的教訓,政企不分的辦法,不利于汽車工業競爭力的提高和規模經濟的形成。與行政壟斷相對應的是外部交易的內部化推動新經濟發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臺應該廣泛地進行招標,使最優秀的力量能夠進入這個領域。但是,由于行政壟斷的存在,這些項目的承擔者,都交給了內部水平比較低的部門來做,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正面臨著新一輪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更令人擔心的是,發展新經濟的本意是通過發展新經濟促進體制改革,但如果這種現象繼續延續,很可能產生一個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新經濟的發展強化舊的體制。”

  他還指出,我國存在著“制約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兩個瓶頸”,就是說,“一個是隨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礎產業供給瓶頸,另一個是高消費導致的技術供給瓶頸。第一類矛盾不解決,基礎產業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彌合;后一類矛盾不解決,我國的產業關聯就會始終處于層層斷裂的狀態,就會失去經濟增長的動力源(5.140, 0.00, 0.00%)。”

  (三)結構性問題必須以結構性調整應對

  1.產業結構調整:打破壟斷以促進服務業等產業發展,以企業家精神振興高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

  服務業發展必須打破壟斷,“現在,在金融、保險、醫療、教育、咨詢、旅游等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進入壁壘,現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礙正常的價格競爭,所以造成了這種短缺。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空間就在服務業,而解決增長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反壟斷。”特別的,要在金融業打破壟斷,“促進形成有競爭性的商業銀行體系,逐步打破大銀行的壟斷,引導銀行之間的利率、服務和新產品競爭;促進投資性銀行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支持形成產業投資基金和相互基金,為居民投資提供專業化服務;加快和支持保險業的發展,鼓勵正常的競爭,反對壟斷,擴大保險業的投資機會,完善其競爭秩序和規則。”

  制造業發展必須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對那些可能形成市場壟斷的產業組織主體進行監督,放松進入壁壘,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壟斷的客觀因素,不斷調整市場結構,使之處于比較符合產業發展屬性并保持消費者利益的競爭狀態。”

  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信息產業,更要防止壟斷,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早在上世紀末,中國信息產業方興未艾之時,劉鶴就高度重視信息產業的市場化競爭環境構建,“電子工業的發展也不能走封閉的模式,要強調面向市場,放開搞活……建立市場秩序,提倡競爭,反對壟斷。”

  劉鶴高度重視熊彼特增長和羅默增長模式對中國借鑒意義,希望要用企業家精神振興高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劉鶴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話說明企業家的重要作用,“經濟的真正動力階層在于企業家,他們把新的思想、新的技術,通過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場,并且不斷地開拓市場,這樣使得經濟得以發展。”他指出,決定信息產業發展的三個定律之一就是比爾蓋茨定律,“比爾·蓋茨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企業家,他認為一個企業成長的速度取決于企業家創新的理念和企業家創新的心態,也就是說在今后的網絡經濟時代,對一個企業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斷地開拓、不斷地創新。在資本市場上可能就是要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做為市場的領導者,要不斷地講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來。如果把三個定律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出,在知識經濟時代,年輕的企業家不斷產生新的思想,通過不斷擴大國際互聯的覆蓋范圍,使全球經濟在技術更新加快、價格不斷下跌的條件下快速發展。”他呼吁,“中國應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給其以應有的回報,這樣才能培養出一個企業家階層。”

  對于企業家階層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劉鶴給出了這樣的看法,“在發展的初期,市場體系并不存在,企業家階層也軟弱無力,政府在培育市場和促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的關系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并且發揮重要作用。這是具有制高點意義的問題,各個高增長的地區都有一個善于引導的政府,雖然發揮作用的方式很難用同一個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稅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明智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增長,更加重視發揮企業家的作用,這是詮釋中國出現高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戰可能恰恰來源于這個環節。”

  2.制度結構調整:以進一步開放促進服務業等產業發展,以完善產權激勵企業家

  劉鶴高度贊揚了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堅定地放棄了閉關鎖國路線,幸運地抓住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歷史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是漸進和務實的。從開放思想和理論的傳播、新產品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利用外資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對外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結論。”

  他指出,對于開放,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放開一般,保證重點,國家保護,國家關稅有期限地支持,國家貼息等。第二種是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尋找到我們的比較優勢,使中國用新的辦法、通過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為21世紀初期全球終極制造產品的生產基地。我們比較傾向第二種做法。”

  在1月24日的達沃斯論壇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們要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創造有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境。我們堅信,開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動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

  企業家精神的蓬勃發展,企業家創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產權制度進行保護,“由于信息產業發展的核心在于知識和人才,因此在推進信息化的過程中,要加快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如鼓勵競爭打破壟斷、保護知識產權、建立激勵機制等”

  他認為,務實的產權制度在過往的中國經濟奇跡中起著重要作用,“以漸進的方法引入競爭機制,并且逐步健全適合國情的產權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著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劉鶴認為,產權是一種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硬的基礎設施,包括供電、供水、供氣、交通;二是軟的基礎設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十五”期間,重點應放在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建設上。……關于這一點,這里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微觀的公司治理問題,這是整個經濟環境運行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最新的研究成果證明,公司的治理結構是一個宏觀的增長命題,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凡是一個國家公司治理結構、產權關系比較明確的,外資就進入,儲蓄就能比較有效地轉化為投資,這個國家就能享受比較高的增長率,而如果不然,整個信息披露系統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東特別是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資就不敢進入。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實質問題就是產權的界定和股東利益的保護。”

  在未來的改革中,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也是核心任務之一,“中國還應該加強以產權保護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設,改革目前不利于產權保護的成分,并且在發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礎上解決好歷史上遺留的‘舊賬’。”在達沃斯論壇上,他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們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突出矛盾,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充分發揮企業家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貨幣政策 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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